是卷著錄詳盡，并案見于浙中倪黃合刻帖，與故宮博物院所藏同出《與獻汝書》信札系列，且在篇幅、情感藝術(shù)表達上更勝于故宮所藏本。不僅破現(xiàn)存黃道周、倪元瓚往來信札之孤本說，也是已知二人往來交往信札最長卷，是市場上有關(guān)二人的唯一信札卷，更是倪、黃兩代忠烈共同匡復(fù)大義、討賊收復(fù)河山的重要見證，是向壯烈行進的藝術(shù)表達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書法藝術(shù)價值，其歷史性、唯一性、文獻性、藝術(shù)性對學術(shù)圈的影響是不可替代的。
此為黃道周致倪元璐弟倪元瓚信札卷，卷中信札凡四通，信箋品相完整，原式為經(jīng)折裝，并保留原裝副啟護封。并有長尾甲題簽，極為珍罕。
原裝副啟護封
上款人倪元瓚（字獻汝）為倪元璐四弟，自倪元璐赴京北上以后，倪元瓚及倪元璐之子從學于黃道周。倪元璐與黃道周為同年進士，二人一生標榜忠孝，政治、文化、藝術(shù)生命都緊密相聯(lián)，性情相投，學問相尚，面對腐朽的朝政，皆敢直言時弊。
此為信中提到
浙江各地地名
從杭州、蕭山、金華
蘭溪、桐廬到紹興諸地
因倪元璐紹興人
江東子弟即指其族人
黃道周曾經(jīng)上疏談自己“三罪四恥七不如”，其中之一就是“至性不如倪元璐”。在倪元璐壯烈殉節(jié)（1644年三月十九日）后，黃道周悲痛萬分，為其寫墓志銘，替其關(guān)照家人，并與其家人進行了大量的書信往來和詩詞唱和，其唱和內(nèi)容包括論學、議政、敘寫友情、抒發(fā)懷抱等諸多方面。
文集中所錄《題倪鴻寶<松石圖>似獻汝》
《書似倪子新子封兄弟》《宿吼山同倪獻汝呂漢?倪子新子封得大道與化翔五韻》
《洋行同倪獻汝粱巨伯呂漢?倪子新子封得大道與華翔五韻》等。
全卷書寫于明清易代之際，是《明史 · 黃道周傳》中所載“黃道周擁立隆武新帝”“自請募軍抗清”等人生最后事跡的重要實物見證。不僅體現(xiàn)了黃道周忠烈的抗清英雄形象，也承載了黃道周一生中的重要事跡與功績，不僅完整記錄了忠烈從奮起舉兵到英雄末路的不易，更為了解歷史重要事件原貌及完善校勘歷史文獻提供了實物手書。
《明史 · 黃道周傳》
2024西泠春拍
黃道周（1585～1646） 致倪元璐弟倪元瓚信札卷
紙本 手卷
1645年作
109.5×24cm 138×25.5cm 79.5×26cm 80×26cm
著 錄
1.《黃漳浦集》卷二十二，【明】黃道周撰，清末鉛印本。
2.《黃道周紀年著述書畫考》下冊P372、375、379、384、403-404、417、427，廈門大學出版社，1995年。
3.《黃漳浦文集》上P332-333，國際華文出版社，2006年。
4.《黃道周集》三P957-960，中華書局，2017年。
《黃漳浦集》卷二十二,全文著錄
刻 帖
5.案見于浙中倪黃合刻貼中。（該刻貼在道光年間為陳壽祺所見，今佚）
說 明
倪元璐弟倪元瓚上款。長尾甲題簽。
卷中提及朱常淓（潞藩）、朱聿鍵（唐藩）、劉宗周（念老）、鄭芝龍（南安）、鄭鴻逵（靖虜）、姜曰廣（燕翁）、楊廷麟（璣部）、袁繼咸（臨侯）、黃澍（仲霖）、張學曾（張墨妙）、祁奕遠、倪會鼎（子新，倪元璐長子）、倪會覃（子封（方），倪元璐子）、呂叔倫（呂漢?，黃道周學生）、章格庵（章格老）等。
題簽者簡介
長尾甲（1864～1942），字子生，號石隱、雨山，日本贊歧高松人。工書法。前來中國與吳昌碩相識，與河井荃廬一起成為西泠印社早期社員，常以詩書與缶翁來往為榮。
此卷為黃道周最晚年書法爐火純青之作，書于隆武元年（1645），時黃道周六十一歲。全卷凡一千五百余字，窮極變化，其風神氣度在奮筆疾書中不失一毫灑脫與精密。
卷中內(nèi)容關(guān)鍵并提及重要人物，有關(guān)談?wù)摮謺r事、召募抗清義士、抒發(fā)赤膽懷抱等。其中主要是為動員并召募浙江紹興、金華、衢州等地區(qū)義勇，包括倪元璐子倪會鼎、子倪會覃、侄倪會紹、倪氏家族家丁、黃道周學生呂叔倫等。
是卷著錄詳盡，并案見于浙中倪黃合刻帖，與故宮博物院所藏同出《與獻汝書》信札系列，且在篇幅、情感藝術(shù)表達上更勝于故宮所藏本。
不僅破現(xiàn)存黃道周、倪元瓚往來信札之孤本說，也是已知二人往來交往信札最長卷，是市場上有關(guān)二人的唯一信札卷，更是倪、黃兩代忠烈共同匡復(fù)大義、討賊收復(fù)河山的重要見證，是向壯烈行進的藝術(shù)表達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書法藝術(shù)價值，其歷史性、唯一性、文獻性、藝術(shù)性對學術(shù)圈的影響是不可替代的。
然現(xiàn)存可見的黃、倪兩家往來書法墨跡作品卻十分罕見。據(jù)考，黃道周有關(guān)倪元瓚的墨跡作品僅故宮博物院藏黃道周1645年所作的《贈倪獻汝叔侄詩軸》《致倪獻汝札》兩件，本卷為第三件，且三者書于同年。
黃道周《贈倪獻汝叔侄詩軸》綾本行草
弘光元年（1645年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更為重要的是，本卷與故宮博物院所藏《致倪獻汝札》同出《與獻汝書》信札系列，詳細見載于《黃漳浦集》卷二十二中，并案見于浙中倪黃合刻帖中，該刻帖在道光年間為陳壽祺所見，今下落不明。據(jù)刻帖，黃道周《與獻汝書》信札系列共六通，其中故宮所藏位列第二通，本卷中四通位列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通。
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黃道周贈倪獻汝札（1645年）
黃道周《與獻汝書》信札系列共六通，其中故宮所藏位列第二通，本卷中四通位列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通。
不同的是，本卷在篇幅、情感壯烈的藝術(shù)趣味表達上更勝于故宮所藏本。故宮所藏《致倪獻汝札》篇制短小，書于黃道周在紹興祭祀禹陵、游覽當?shù)氐娘L景名勝之際，言辭平易。其內(nèi)容輕快暢享，筆墨間少了些許緊縮、險勁之勢，多了幾分瀟灑、散淡之姿。
此札開篇便對倪獻汝所作新詩給予了高度評價，表示好友新詩的創(chuàng)作，使得自己紹興之行更有意義。后又言及明日要拜訪何、許二人，并為其作畫的打算等。
而本卷凡一千五百余字，卷中有明確書寫日期，書于黃道周離開紹興后，戎馬倥傯之際，且通篇多處用典，語言古奧奇崛。其內(nèi)容沉重緊促，與黃道周在紹興時形成強烈的差別，故而筆墨間呈現(xiàn)出的極為強烈的壓抑之感。如札中“四顧無徒，泫然興涕”“念之隕涕，從此棲棲，上下胥濤，真如喪家之狗”“茫茫土宇，誰適與謀”等句，充分體現(xiàn)了黃道周深處孤絕之境。
本卷所述內(nèi)容更加鮮活的體現(xiàn)了黃道周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忠烈的英雄形象，同時也標識著士大夫“清流”若不能挽救國難，卻也不懼以身死而謝天下的生命軌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卷為更正明代重要歷史事件信息添加了重要的實物證明。
潞藩不可輔，去至桐廬，乃逢今上
考《唐王監(jiān)國箋》及本卷“去至桐廬，乃逢今上”“詔書留滯蘭溪之間”句可知，《明史·黃道周傳》及《明亡述略》中記錄的黃道周“見唐王聿鍵于衢州”謬矣，《黃道周紀年著述書畫考》中黃道周“在桐廬或蘭溪舟中會見唐王朱聿鍵”并不準確，其二人準確會晤地點為“桐廬”。
《明亡述略》中記錄
黃道周“見唐王聿鍵于衢州”謬矣
據(jù)落款，卷中四封信分別寫于1645年閏六月一日（7月12日）、八月五日（9月24日）、九月十二日（10月30日）、十月廿七日（12月14日），其書寫時間跨度短短五個月，不僅見證了南明弘光、隆武政權(quán)的興落，也見證了黃道周力主匡復(fù)的決心，以及坎坷的心路歷程（惆悵無助——創(chuàng)造希望——樂觀積極——悲涼絕望）。
黃道周年譜
崇禎十七年（1644）
五月十五，史可法、馬士英等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，年號弘光。
弘光元年（1645）
二月二十三日，黃道周對弘光政權(quán)失望，自請赴浙江紹興祭祀禹陵。
五月上旬作《質(zhì)園山中與獻汝書》《與獻汝書》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。
十三日，出紹興向蕭山。
十五日，聞弘光政權(quán)滅亡，攜弟子涂仲吉、長子黃麑南下金華，召募義勇。
六月八日，在杭州，潞王朱常淓監(jiān)國。
十三日晚，在桐廬，舟中會見唐王朱聿鍵，與其約成大業(yè)。
閏六月一日，在浦城舟中作《與獻汝書》。
七日，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監(jiān)國。
二十七日，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，年號隆武，黃道周任首輔，初銜“大學士”，旋加“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”。
七月二十二日，攜僚友前往福建、江西、浙東等地召募義士組建抗清義師。
八月五日，在延平至建安途中作《與獻汝書》，此時有義士384人，編為第一營。
九月十二日，在崇安作《與獻汝書》，此時義士增至12營約4416人。
十月一日，進抵江西廣信。
十月三日，倪元璐子倪子新、子封、侄會紹、家丁抵江西廣信黃道周軍中，此時黃道周回下兵力凡17營約6840人。
二十七日，在江西廣信作《與獻汝書》，此時總兵力約10500人。
第一封信書
于1645年閏六月初一浦城舟中。主要向倪獻汝傾訴自己對當下時局的惆悵與無助，表明自己的立場。弘光朝覆滅，潞王朱常淓并未視光復(fù)大明為己任，黃道周哀嘆“事已倉皇，匡扶不及”。后會見唐王朱聿鍵，見其慨然以恢復(fù)明室為己任，深感 “唐藩有才谞”，然當下時局“南安、靖虜各有分樹”，恐唐王不能力挽狂瀾，而出現(xiàn)“禍患方生江陵，竟陵又滋后慮” 的局面。
第二封信書
于1645年八月五日延平至建安途中。主要內(nèi)容為動員倪獻汝子侄及呂漢?等紹興義士前來投軍。七月，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，改元隆武，任命黃道周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。面對清軍不斷南下，黃道周于七月二十二日自請募兵，出師北伐，先后赴延平、建安等地召募義士組建抗清之師。與此同時，為進一步壯大抗清隊伍，黃道周敦請親友、門人召募鄉(xiāng)親前來投軍，倪獻汝子侄及呂漢?等紹興義士便在誠邀之列。
第三封信書
于1645年九月十二日在崇安。主要內(nèi)容為抗清義士紛紛應(yīng)召，倪元璐之子倪子新等也即將入閩，故而自覺形勢樂觀。此時義士已增至12營約4416人，在這種樂觀的形勢下，黃道周札中預(yù)計“月杪能開虎林，即吼山、質(zhì)園宿昔之歡，猶可再踐也”。
第四封信書
于1645年十月二十七日在江西廣信。主要提及杭州尚未光復(fù)，而新安九月二十三日又被清軍所破，朝廷缺乏賢者的輔佐，可惜倪獻汝已經(jīng)高隱，形勢嚴峻。面對這種凄涼的境地，黃道周不免發(fā)出“茫茫土宇，誰適與謀”的感嘆，原來略顯樂觀的心態(tài)已蕩然無存，盡顯悲涼之情。
本卷為黃道周最晚年之作。黃道周晚年奮力募軍北征，最后慷慨就義于丙戌（1646年）二月中旬至三月中旬之間，而本卷書于乙酉（1645年）下半年，故本卷以“最晚年”論。黃道周晚年作長篇小字行書實屬罕賭，本卷與《致倪獻汝札》（故宮博物院藏）及《致仲球、叔寶札》（故宮博物院藏）可作為此階段的標準件，越到老年，其痩硬之骨氣益見鮮明。
每札前的小楷題字應(yīng)為倪元瓚所書，結(jié)體端正而不失變化，點畫到位而不失風姿，有其兄倪元璐小楷家書《致母親書》（無錫市博物館藏）遺韻。從中可窺見倪氏家族書學淵源、影響與傳承，極為珍罕。
每札前的小楷題字應(yīng)為倪元瓚所書
可窺見倪氏家族書學淵源、影響與傳承
更為難得的是，本卷為校勘及完善歷史文獻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證明。
本卷與《黃漳浦集》所載在段落及用字方面有幾處異同。細看其中原委，其間有刻帖模糊不可釋讀者，有異體字通用者，有流傳抄錄過程中誤識者，也有句句意扣不離原意者……二者相較，本卷前后啟承關(guān)系以及用字更貼合段落原創(chuàng)之意，可作為文集日后出版勘誤之最初版本。
本卷墨跡與《黃漳浦集》語句異同列表（部分）
2024西泠春拍
倪元璐（1593～1644）早年草書?自作七言詩
紙本? 立軸
130.5×42.5cm
詩文著錄
《倪文貞詩集》卷下，倪元璐撰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說 明
馮君木題簽。錢鏡塘、白書章、陳子實舊藏。
2024西泠春拍
王鐸（1592～1652）草書 臨王徽之書
綾本 立軸
1649 年作
240×53cm
說 明
是軸書于綾本之上，尺幅巨大。款識中所提“闈中撥事”即1649年的二月春闈，時王鐸在京師由禮部主持考試，參與應(yīng)試者為當時的舉人。
王鐸用功二王及其刻帖極深，此為王鐸臨王徽之《得信帖》。《得信帖》收錄在《淳化閣帖卷三》之中，為王徽之收錄于《閣帖》中唯一今草作品。軸中多處用到小王“一筆書”之技巧，整體連貫瀟灑，節(jié)奏感豐富。
